第224章 巴达维亚，一座华人移民城市

　　即使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也有反制手段，

　　比如“毒丸计划”，当外部投资者买入一定比例股份触发该计划时，

　　公司会采取相应行动，如低价增发大量新股稀释收购方股权等。

　　还有“金色降落伞”计划，通过约定在公司被收购等情况下，

　　给予现有管理层高额补偿等，增加收购方的成本和难度，阻碍外部投资者控股公司。

　　至于日本人，只要有德川幕府在，李国助就不怕他们能翻天。

　　自从德川秀忠继任幕府将军以来，便一改德川家康时期积极的外交政策，

　　开始稳步推行锁国政策，

　　限制除中国商船以外的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平户和长崎就是第一步。

　　这种政策推行越是彻底，日本人就越是难以接受外来的新事物。

　　就算有日本人想买南海边地公司的股票，肯定也会受到德川幕府的阻碍。

　　随便它怎么阻碍本国人，李国助都无所谓，

　　只要别妨碍南海边地公司给旅日华人售卖股票就OK。

　　这些都是李国助去年回到平户以后，在看到平户唐人屋敷的繁荣景象时，偶然想到的。

　　而这也是他开始考虑荷兰人的合作请求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毕竟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面向公众发售股票的公司。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也是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中心。

　　在17世纪，没有哪个国家在股票交易方面能比荷兰人更有经验。

　　所以李国助早就在寻找机会向斯佩克斯提这件事了。

　　而斯佩克斯提出要在永明城开设商馆的请求，无疑就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李国助也不怕荷兰人进入永明要塞会有什么隐患，

　　荷兰人是很注重契约精神的，只要他们跟你有契约，

　　并且有足够的利益在你身上，他们就是最可靠的盟友。

　　哪怕跟你发生了冲突，他们也不会迁怒于自己地盘上的华人。

　　这一点从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巴达维亚的华人并未遭到牵连就可以看出来。

　　华人被允许居住在巴达维亚城内，

　　也是李国助能接受荷兰在永明要塞内开设商馆的一个原因。

　　巴达维亚城可以说就是由华人承包商和华人劳工帮荷兰人建起来的。

　　这种情况跟马尼拉的建设如出一辙。

　　但与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不同，残暴的科恩反而对华人情有独钟，

　　采取了尽可能吸引大量华人与荷兰人移民巴城的政策。

　　1620年以后，来自中国的大帆船开始运来移民劳工，巴城建设得以开始，

　　而吸引荷兰自由民的移民计划却终成泡影。

　　这使科恩不得不开始更加倚重华人。

　　科恩总督对华人的能力看得很明白，华人可以带来大量中国商船，带来繁荣的贸易。

　　而且，印尼本地的华人控制了胡椒贸易的渠道，荷兰人必须依靠华人来扩张贸易。

　　同时，大量能吃苦、能干活的华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发殖民地的主要劳动力。

　　荷兰人想尽方法从万丹苏丹国以及爪哇各地招揽华人，

　　长期从事中国胡椒贸易的华商陆续被吸引到了巴达维亚，

　　他们充当了荷兰人的承包商和包税人，负责从中国招募前来建城的劳工和手艺人，

　　并且还为巴达维亚的房屋和城墙建设提供砖瓦和木料，

　　同时参与建设的工人也有大批华人。

　　巴达维亚城市的主要建设工程，如运河的挖掘、城墙与房屋的建造，

　　全部由着名的华人承包商杨昆和潘明岩等承包和实施。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确立巴达维亚为公司总部的最初年代里，

　　华人移民劳工反而成为第一批真正定居巴城的移民。

　　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许多人获得能自立的足够资产以后，便决定留下来。

　　他们还与被送到巴城作奴隶的印尼当地的巴厘女子通婚。

　　而荷兰自由民一旦赚了些钱，便携家眷回国，这些人并非安家落户者。

　　1619年10月，也即巴城开埠后不久，科恩任命他的密友苏鸣岗为华人市民的首领，

　　即甲必丹，要他处理其同胞的所有内部事务。

　　甲必丹是荷兰殖民当局委任的华人领袖，并不是华人群体推举的。

　　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不同，

　　荷兰人对于让华人改信荷兰人的基督教没兴趣，也没有向华人灌输荷兰人的文化。

　　华商精英之所以为荷兰当局所重用，

　　主要是由于他们通过个人的威望、乐善好施和手中的财富，

　　表现出了管理当地华人社会的能力，以及他们所保持的与家乡的联系。

　　到1666年，在市行政管理机构中，

　　除了三名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和四名荷兰市民，

　　还有一至两名华人甲必丹参加。

　　1666年前，在市政评议院中一直有华人议员的席位，

　　华人在涉及市政事务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华人甲必丹的权力和影响在1685年前后到达顶峰。

　　刚上任的康布豪斯总督让新任华人甲必丹与他一道举行就职典礼，

　　象征着华人与他共同分享政权。

　　由于欧洲市场对糖的巨大需求，使得种植蔗糖这种热带植物有着巨大的盈利前景。

　　荷兰人最初在台湾经营蔗糖种植业，

　　但由于1662年被郑成功赶出台湾，此一挣钱的事业便没了着落。

　　不过早在巴达维亚建城初期，

　　荷兰东印度公司就鼓励荷兰人、中国人和当地土着在巴城乡区开办种植园，种植蔗糖。

　　在公司的鼓励下，种植园在巴城周围的乡区迅速发展。

　　到1710年，糖蔗种植业几乎完全控制在华人手中。

　　巴城乡区已有多达130个蔗部，分属84个企业主。

　　其中有79个华人、4个荷兰人和1个爪哇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则向巴城乡区的种植园主们收购蔗糖，将它们卖到亚欧各地。

　　这一点再次表明荷兰殖民者与华人共同分享着巴达维亚的经济利益。

　　难怪现代会有学者认为，巴达维亚是一座华人移民城市呢。

　　至于1740年发生的“红溪惨案”背后则有着复杂的原因。

　　华人控制了巴城的蔗糖种植业算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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