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4章 十字路口

　　听到帕麦斯顿勋爵询问西军的真实战力，包麟郑重地颔首。

　　他脸上没有半分验证判断后的轻松，只有阴云般积聚、更深沉的忧虑。

　　“千真万确，勋爵阁下。我，密迪乐领事，还有亚瑟武官，所说句句属实。”

　　“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西军绝不是乌合之众，那萧云骧，更不是寻常人物。”

　　“他们有一套严密的体系，信念坚定，而且……他们学习与适应的速度快得惊人。”

　　他借机再次强调那个迫在眉睫、更具威胁的战略动向。

　　“正因如此，他们在谈判中明确提出，要将大军开进缅甸、威胁我印度领地——这绝非虚言恫吓。”

　　“他们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其先遣侦察部队，已渗入缅甸内陆，清剿我们的情报人员。”

　　“多方情报相互印证，萧云骧已在滇省与桂省一线，集结了超过十万人的部队。”

　　包麟声音低沉清晰，每句话都像小锤，敲在帕麦斯顿勋爵心头：

　　“因此，勋爵阁下，如果帝国不希望在可见的未来，继续向远东派遣一支足以扭转战局的远征军——”

　　“考虑到克里米亚的损耗尚未恢复，本土与殖民地防务，已是捉襟见肘……”

　　“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考虑，采取其他更务实的手段，如积极而灵活的外交谈判。”

　　“来体面地结束这场……已让我们付出惨痛代价，且潜藏更大危机的战争。”

　　帕麦斯顿勋爵陷入长久的沉默。

　　他再次低头，目光反复检视报告上的关键段落。

　　粗糙的指节，在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上，久久停留。

　　书房里一片寂静。

　　窗外街面上，马车轮子碾过石板路的沉闷声响，夹杂零星人语，透过厚玻璃传来，遥远如另一个世界的回音。

　　这位素以铁腕和“炮舰政策”着称的首相，正面临执政生涯中，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

　　最终，他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仿佛要将胸中的烦闷尽数排出。

　　他无力地挥了挥手，声音里浸透疲惫：

　　“我知道了。包麟爵士，你也辛苦了，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近期请在伦敦暂住，严守机密，随时等候咨询。”

　　“是，勋爵阁下。”

　　包麟起身，躬身行礼，随后悄无声息地，退出这间令人压抑的书房。

　　可伦敦的墙壁，是长着耳朵的。

　　包麟以港岛总督兼驻华公使之身，如此仓促隐秘地返回伦敦，并即刻得到首相召见——

　　这本身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在威斯敏斯特宫走廊里游弋、嗅觉敏锐的政治狐狸眼中，在舰队街无孔不入的记者看来，

　　这几乎等于承认：远东局势，已发生颠覆性的巨变。

　　猜测与流言如地下暗火，在俱乐部的吸烟室、宴会的间隙、报社喧闹的编辑部里，悄然蔓延。

　　七八日时光，在伦敦连绵的阴雨，与愈发汹涌的流言中，悄然滑过。

　　从远东经由商船、军官私信及他国使馆的零星透露。

　　各种渠道传回的消息碎片，如瘟疫一般，在俱乐部、咖啡馆和沙龙里滋长。

　　“灾难”、“惨败”、“重大损失”等惊人之词，已不可避免地与远东远征军联系在一起，冲破了官方设置的藩篱。

　　一时间，伦敦城里真假难辨的信息漫天飞舞，公众舆论哗然，恰如泰晤士河上骤然升腾、遮蔽视野的浓雾。

　　《泰晤士报》虽仍保持着官方喉舌的审慎，措辞严谨。

　　但字里行间，已难掩山雨欲来的紧张，含蓄地催促政府，尽快澄清事实。

　　而一些惯用耸动标题博眼球的街头小报，则已按捺不住，以夸张的笔触，揣测远东败局，描绘出一幅幅令人不安的图景。

　　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与远东贸易密切相关的公司股票，开始连续下挫。

　　承受巨大压力的帕麦斯顿勋爵政府，不得不站出来，试图安抚人心。

　　内阁发言人，站在唐宁街十号潮湿的台阶上，面对一群群情激愤、高举记事本的记者。

　　宣称政府“正以最严肃的态度，关注事态发展，并审慎研究一切对策”，

　　呼吁公众“保持理智与镇定，勿轻信未经官方证实的谣言”，

　　并重申“女王陛下的政府，拥有坚定意志与充分能力，扞卫帝国的全球利益”。

　　然而这些苍白的官样文章，已无法平息公众心中，日益滋长的疑虑与恐慌。

　　这紧绷的、一触即发的态势，在9月15日那个清晨，被彻底引爆。

　　在野保守党的喉舌《卫报》，以一整期特刊的篇幅，刊载了一份关于远东战局的详尽调查报告。

　　如同一道惊雷，在伦敦的上空炸响。

　　清晨时分，报童尖锐的叫卖声，便穿透晨雾，回荡在伦敦大街小巷：

　　“看报！看报！《卫报》特刊！远东惨败真相！政府隐瞒实情！看报！看报！”

　　这期特刊内容之详实、细节之精确，令人震惊，显然得到了极高层级的内部消息。

　　首先，它几乎完整复盘了“岭南之战”的惨败过程：

　　不列滇军队，如何被诱出五羊城，如何在花县陷入重围。

　　茅草坡、石头岗血战的残酷细节，以及最终力竭，格兰特中将被迫率残部，签下降书。

　　文章附件，罗列了详尽的伤亡与被俘人员统计数字。

　　每一个冰冷数字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

　　其次，特刊条分缕析地梳理了，萧云骧历次与不列滇使团谈判的经过与核心条款。

　　着力突出，西军始终坚持“公平对等”的基本诉求。

　　以及他们最初寻求与帝国建立正常通商关系，而非必然走向战争的立场。

　　文章强烈暗示，正是帝国受Yp利益集团驱使的短视政策，最终导致了这场战争。

　　更为致命的是，文章几乎全文引述了此前被政府刻意压制、由帝国驻沪城领事密迪乐与武官亚瑟提交的内部报告。

　　这些报告曾一再明确指出，西军绝非寻常流寇。

　　而是一个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新兴政治实体，

　　并明确建议帝国“应极力避免，在远东与西军进行大规模陆上决战”，转而采取更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卫报》以犀利笔触，直指核心：

　　今日灾难之根源，在于当政的帕麦斯顿勋爵政府，为维护一小撮Yp贩子的利益。

　　系统性地压制真相，甚至默许、纵容某些媒体散布虚假信息，

　　将西军刻意描绘成不堪一击的野蛮人群，以此误导议会与公众，

　　最终使帝国，如同被红布蒙住双眼的公牛。

　　悍然撞入西军精心构筑的陷阱，导致了这场本可避免的灾难性惨败。

　　舆论彻底爆炸。

　　报纸被抢购一空，议会广场上，汇聚起越来越多激动的人群。

　　阵亡者与被俘者的家属，更是悲愤交加，有人开始举着纸板标语，在唐宁街外请愿，要求政府“把我们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带回家”。

　　与此同时，一些更为隐秘的消息，从白金汉宫内传出。

　　一向恪守宪法、不轻易干涉政务的维多利亚女王，

　　在每周例行召见首相时，也向帕麦斯顿勋爵，明确表达了她的深切忧虑。

　　她没有使用君主对臣属的训令口吻，而是以一位有八个孩子的母亲身份，表达她的痛心与期望。

　　她要求帕麦斯顿勋爵：“把那些可怜的孩子，平安地带回家来。”

　　随后又明确指出，作为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印度的安全绝不容有失。

　　女王的这一态度，虽未见于任何正式公文，却迅速在威斯敏斯特的政治核心圈内，形成共识，

　　为本已焦头烂额的帕麦斯顿勋爵政府，增添了必须直面、且无法推卸的问题。

　　政治风暴接踵而至。

　　在野的保守党，在党魁德比伯爵统领下。

　　趁势联合其他在野党派，在议会下院，对帕麦斯顿勋爵政府，发起了严厉的“不信任动议”。

　　他们痛斥其外交政策严重失误，判断错误，隐瞒真相，滥用权力，

　　致使帝国利益与国家荣誉，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并将至关重要的印度，置于前所未有的威胁之下。

　　议会辩论场上硝烟弥漫，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如连续齐射的排枪，猛烈轰击着坐在前排、面色凝重的内阁成员。

　　曾几何时，以其强硬手腕与“帕麦斯顿主义”，引领帝国风潮的帕麦斯顿勋爵政府，如今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伦敦的这个秋天，因此显得格外湿冷、漫长，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气息。

　　不列滇帝国的远东政策，来到了一个必须彻底反思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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