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群魔乱舞（下）

　　事实上，此时“起义军”之类的称呼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处于当时历史现场的起事者不过只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农人。

　　一群被迫拿起武器的“乞食者”。

　　“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

　　造成这一切的除了天灾，还有大明王朝本身。

　　民众的变乱随着灾情饥荒的发展而不断升级。

　　延安府等地本就贫瘠，加之连年旱涝，清涧、安定、宜川、米脂等县更是因灾生疫。

　　百姓“或以灾祲荒芜、或以疾疫死亡、或以盗贼外窜，颠连疾苦，情景堪怜。

　　这些起事的人，大多不是什么“反贼”，只是想活下去的普通人。

　　史载他们“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举家相随，只为活命。

　　抢到粮食就分着吃，抢不到就挖草根。

　　有州县官曾问过一个跟着王嘉胤的老农：“你不怕杀头吗？”

　　老农答：“杀头不过一刀，饿死却要受几天罪，不如拼了。”

　　与陕西隔河相望的山西，同样深陷困境。

　　天灾下百姓以野草、树皮充饥，米价涨至每石白银四两至六两。

　　而官府“新旧并催”赋税，百姓“鬻子卖妻，剜心敲髓”。

　　山西北部的大同府亦是边防重镇，边军“十月无粮”，军屯被占、沦为私役。

　　早在天启七年冬就发生过阳和标兵哗变，乱局一触即发。

　　面对愈演愈烈的危机，陕西三位封疆大吏。

　　三边总督史永安、延绥巡抚岳和声、陕西巡抚胡廷宴，却走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错路”。

　　史永安：上疏无策的“传声筒”

　　三边总督史永安掌管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本是平乱核心。

　　可这位总督在崇祯元年九月被以建魏忠贤生祠罢免前。

　　大半年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向朝廷告急。

　　他看得清问题的根源——军饷欠得太多，边军活不下去，才会跟着乱民走。

　　在他的奏疏里，满是对军饷的焦虑：

　　崇祯元年三月，三边总督史永安上奏“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

　　延绥镇数万饥饿的士卒“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火山之爆发就在一发之间！

　　可除了上疏，史永安几乎没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他既没派兵去剿那些刚起事的小股义军，也没想着安抚饥民。

　　不是他不想，是他不能动。

　　当时朝廷的注意力全在辽东，后金的威胁还没解除，根本没心思管陕西的“小乱”。

　　史永安的奏书送上去，大多石沉大海。

　　偶尔有批复，也只是“着该督自行筹措”“严饬将领约束士兵”之类的空话。

　　而此时史永安刚刚接任三边总督不久，整顿屯田还未收到成效。

　　三边的军饷全靠朝廷京运，大军一动金山银山米山面山；

　　他手中无粮无饷，连麾下标营都不敢动——怕士兵出营剿贼剿着剿着就投贼了；

　　加之民乱本属陕、延两位巡抚职责，他主防蒙古套部，不便越俎代庖。

　　于是，这位三边总督，无奈就成了个“传声筒”。

　　把陕西的困境传给朝廷，再把朝廷的空话传给地方。

　　眼睁睁看着起义军从几十人、几百人，变成几千人、上万人。

　　岳和声：讳疾忌医的“甩锅者”

　　面对起义军崇祯元年二月才上任的延绥巡抚岳和声比史永安更消极。

　　他管着延绥镇的民政和部分军务，最清楚边军和饥民的困境，却因病重无力理政、更怕担责。

　　最后的应对之策，却是“捂盖子”。

　　当时朝廷对“边兵为盗”的事情格外敏感。

　　若是让崇祯知道延绥的边军跟着起义军反了，他这个巡抚肯定要被问罪。

　　所以，每当下面的州县报告“边兵作乱”。

　　他都立刻驳回，说“此乃内地饥民，与边兵无干”；

　　有将领来报“逃卒与流贼合流”，他就骂将领“谎报军情，动摇人心”，甚至把报信的人打一顿板子。

　　他把责任往陕西巡抚胡廷宴身上推。

　　在给朝廷的奏疏里，岳和声反复强调“陕西之乱，皆因内地饥民流窜至延绥，煽动边军”；

　　把锅甩给陕西巡抚胡廷宴，说胡廷宴“不管内地饥民，任其流窜”；

　　又说史永安“督管不力，导致军饷拖欠”。

　　可他自己呢？

　　既没组织赈灾，也没加强边墙的防守。

　　甚至连延绥镇的很多粮仓都没派人看守。

　　结果，不少粮仓被饥民抢了，粮食成了起义军的“补给”。

　　岳和声的“讳疾忌医”，让延绥成了起义军的“温床”。

　　王嘉胤等义军，在延绥一带来去自如，抢了粮就往山里躲，官府连他们的影子都抓不到。

　　等到史永安催他出兵剿匪，他才勉强派了几百人去。

　　结果士兵们“刚见到义军就跑”。

　　这些饥军自己都没饭吃，哪里有心思打仗。

　　胡廷宴：鸵鸟避祸的“糊涂官”

　　年近七十的陕西巡抚胡廷宴，只想熬到退休，面对乱局奉行的则是“鸵鸟政策”。

　　天启末年王二起义初起时，因朝廷清洗阉党，地方官怕被追责，无人敢上报。

　　胡廷宴更是变本加厉——每当州县官骑着快马赶来报“盗贼作乱”，胡廷宴的第一反应不是问情况，而是让人把报信的人拉下去打板子。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这些不过是饿极了的百姓，等明年开春有了收成，自然就老实了。

　　他甚至下了一道命令：“各府县不得妄报‘盗情’，违者革职”。

　　有一次，延安府同知亲自来西安府报信，说高迎祥（当时刚在安塞起事）带着几百人抢了庆阳府的粮坊，请求胡廷宴派兵支援。

　　胡廷宴坐在太师椅上，喝着茶，慢悠悠地说：“高迎祥？不过是个刁民，派几个衙役去抓了就是，何必大惊小怪？”

　　同知急得直跺脚：“大人，衙役根本打不过他们！”

　　胡廷宴却不耐烦地挥手：“退下！再敢谎报，小心你的乌纱帽！”

　　胡廷宴的“鸵鸟政策”，让陕西的乱局彻底失控。

　　州县怕追责不敢上报，只能眼睁睁看着义军壮大；

　　饥民见官府不管纷纷投义军；

　　至崇祯元年年底，陕西义军已超十万，明王朝的危机彻底爆发。

　　崇祯元年的陕西大旱，在三位封疆大吏的应对失策中，早已埋下明王朝覆灭的伏笔。

　　史永安的“无策”，暴露了中央对地方的失控；

　　岳和声的“推诿”，折射出晚明官场的腐败怯懦；

　　胡廷宴的“避祸”，则是统治阶层麻木不仁的缩影。

　　那些被逼成“反贼”的饥民与边军，本是明朝“赤子”。

　　正如兵科给事中马思理所言：“秦晋之盗皆吾赤子，请先用抚，而抚不可以空言为也”。

　　若朝廷早赈灾、早发饷，这些人何至于拿起刀枪？

　　回望崇祯元年的陕北，龟裂的土地上，饿死的不仅是百姓，还有明王朝最后的生机。

　　可惜，三位封疆大吏，没一个抓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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