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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党锢寒士(建宁二年—光和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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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宁二年,春天来得晚。

  洛阳城东,马市街,一间不起眼的宅子。宅子的主人姓张,名俭,山阳高平人,做过东部督邮。

  这一年他四十出头,官不大,名气不小。名气不是因为官,是因为他弹劾过一个人——中常侍侯览。

  侯览是山阳人,跟张俭同郡。他在家乡广置田产,起大宅,修冢墓,役使百姓,地方官不敢问。张俭做督邮时,把他的宅子拆了,把他的母亲坟上的石碑砸了,还上书朝廷,列了侯览的罪状。

  奏章到了洛阳,进了宫,被侯览截下。

  侯览记住这个名字,记了六年。

  建宁二年,党锢再起,侯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这个仇。他指使人上书,说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图危社稷。

  诏书下来:捕。

  张俭提前得了消息。那天夜里,他从后墙翻出去,身上只带了一个布包,包里是几件旧衣、一方印、半锭墨。

  他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逃亡。

  《后汉书》记这件事,用了八个字:望门投止,破家相容。

  意思是,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敲开一扇门。门一开,他说:我是张俭。门里的人就把他藏起来。

  藏他的人,知道后果。

  窝藏党人,同罪。轻则下狱,重则灭族。

  可还是有人藏。

  他逃到鲁国,投孔褒。孔褒不在家,家里只有弟弟孔融,十六岁。孔融把他藏了。后来事泄,官府来问,孔融说:人是我藏的,我当坐。孔褒回来,说:人是我弟弟藏的,但我才是主人,我当坐。兄弟两个争着去死。最后朝廷杀了孔褒,孔融活了下来。

  他逃到东莱,投李笃。李笃把他藏在自家的米仓里。官兵来搜,李笃的母亲坐在仓门口,说:我这儿没有生人。官兵走了。

  他逃到北海,投孙嵩。孙嵩把他藏在车里,自己坐在车前,一路送出城。

  这些事,一件一件,被记进史书。

  《后汉书》最后总结: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十几个家族,因为藏了一个人,被满门抄斩。

  而那些没有死的,从此在乡里抬不起头。

  张俭最后逃到了塞外,投奔鲜卑。直到中平元年党锢解,他才回来。回来时,天下已经大乱。

  他活到了八十多岁,死在许都。

  张俭案牵连的,不止他一个。

  诏书下到各郡,凡与党人有来往的,一律收捕。洛阳的北寺狱,一夜之间塞满了人。

  其中最重的一个,是李膺。

  李膺,颍川襄城人,字元礼。司隶校尉,掌京师及三辅、三河、弘农的监察。

  他在士人中的名声,高到什么程度?

  当时有一句话: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

  模楷,是模子,是标准。天下人做人,照着他的样子做。

  还有一句话:登龙门。说的是,能被李膺接待一次,就像鲤鱼跃过龙门。士人争着去他家,哪怕只在门口站一站。

  他做司隶校尉时,杀过一个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令,贪残无道,听说李膺到任,逃回洛阳,藏在张让家的夹壁里。李膺带吏卒闯进张让家,破开夹壁,把张朔拖出来,押到洛阳狱,审完,杀了。

  张让到宫里哭,向桓帝告状。桓帝召李膺问:你为什么先斩后奏?

  李膺答:昔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十日,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臣自知咎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

  桓帝没话说了,回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自己作的,司隶有什么错?

  从那天起,宫里的黄门常侍,走路都绕着李膺的府门,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样的人,党锢一起,第一个要死。

  同僚劝他走。李膺不走。

  他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

  他自己坐着车,进了北寺狱。

  审讯他的,是宦官的人。拷问,用尽方法。史书上写:膺等“皆考死狱中”。

  考,就是拷。拷死在狱里,连一句供词都没有留下来。

  他死那天,洛阳的士人,有很多人在家里摆了灵位。

  同一年死的,还有范滂。

  范滂,汝南征羌人,字孟博。三十三岁。

  他年轻时做清诏使,到冀州查灾。他一到,当地的贪官污吏,自己解下印绶走了。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句话,后来被写进《后汉书》,成了士人的一个姿势。

  他也被列进党人。

  抓他的时候,督邮到了县里,抱着诏书,在驿舍里哭。范滂听说了,说:这一定是为我来的。

  他自己去了县里。

  县令迎出来,解下印绶,要跟他一起走。范滂说:你有你的家小,我不能连累你。

  县令说:我跟你一起死,死而无恨。

  范滂没让他跟。

  他被押到洛阳,关进黄门北寺狱。

  狱吏对他说:凡是坐党人的,都要祭皋繇。皋繇是舜时的狱官。

  范滂答:皋繇是古之直臣,若他知道我没罪,他会替我向天帝申诉;若我有罪,祭他有什么用?

  同狱的人,大多被打得受不住,互相攀指。范滂每次被提审,只说:我范滂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别人无关。

  审他的人问:你为什么要结党?

  范滂答: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我想让善人聚在一起,让恶人离得远些。这叫作“党”吗?如果这叫党,那我愿意当。

  审讯的人,无言。

  死之前,他母亲来送他。

  范滂跪在地上,说:母亲,儿子今天要死了。弟弟范博孝顺,能奉养您。我死之后,您不要太过悲伤。

  他母亲说了一句话,被史书原样记下:

  “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你如今能跟李膺、杜密齐名,死了还有什么遗憾!既有了好名声,又想要长寿,这两样能都要吗?

  范滂跪着听完,再拜,起身。

  他回头对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我想让你做恶人,恶不能做;想让你做善人,可我做好人,落得这个下场。

  路上的人听见这句话,都哭了。

  那年他三十三岁。

  同一年,还有一个人,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

  他叫郭泰,太原介休人,字林宗。

  他也是党人名单上的名字,但他没被抓。原因很简单:他不在洛阳,也不在州郡做官,他只是一个教书的人。

  党锢起时,有人劝他也逃走。郭泰说:吾昼察人事,夜观天象,今之时,不可为也。

  他不逃,也不做官。他在乡里闭门教书,教了二十年。学生前后数千人,死后给他立碑的,有七十多人。

  他死的时候,蔡邕给他写碑。蔡邕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还有一个叫申屠蟠的,看得更早。党锢之前,他就躲进山里,种菜读书。别人笑他,他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至于秦皇坑儒,今之谓也。

  后来果然。

  这些人的选择,构成了党锢十六年的另一面:不喊,不逃,不死,也不做官。他们把话咽下去,把书教下去。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

  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

  太学里立起了一排石碑,共四十六块,两面刻字,刻的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五经,加《论语》。

  字是蔡邕写的。蔡邕是当时的书法第一人,工八分,笔法有骨。他带着工匠写了八年,刻了八年。

  碑成那天,来抄经的人,把车马塞满了街。

  《后汉书》记: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一千多辆车,从开阳门一直排到太学门口。

  为什么这么多人抄?

  因为天下的经书,抄了几百年,错字、脱简、异文,各本不同。太学的博士,各执一说,考试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按哪一本。士子做官,读错了经,是要吃亏的。

  现在,朝廷把标准本刻在石头上,摆在那里,谁都可以抄。

  这是汉家做的最后一件像样的文化工程。

  有意思的是:刻经这件事,是宦官支持的。领衔的是中常侍李巡,参与的是议郎蔡邕、郎中卢植、谏议大夫马日磾。

  也就是说,党锢十六年,杀士人的是宦官,刻经书给士人的,也是宦官。

  这里面有一种说不清的荒诞。

  荒诞底下,是十六年的日子。

  党锢不只是不许做官。它是一张网,罩住一个家族三代人。

  被禁锢的人,自己不许入仕;他的儿子、孙子,不许举孝廉;他的女儿,不许嫁入仕宦之家;他的门生故吏,一律除名。郡国每年举孝廉、举茂才,名单送上去,先查一句:这人家有没有党人?

  查出来,整张名单作废。

  于是那十几年,州郡的察举几乎停了。读书人读完了经,没有出路,只能回乡教书,或者去做吏,或者干脆去经商。

  有的人改了姓。山阳刘氏,一族分成三支,两支改姓,一支守着祖坟。有的人把子弟送到江南,隐姓埋名,几代之后,连自己祖上是谁都说不清。

  婚姻也断了。汝南袁氏与颍川荀氏,本是世交,那几年不敢通婚,怕一张庚帖牵连两族。后来党锢解了,才重新走动。

  而朝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的位置轮着坐,坐上去的人,多是宦官的亲信,或者是肯出钱的。三公不讲经术了,讲的是宫里的门路。

  有意思的是,那些真正会做事的人,反而活得更安静。

  陈寔,颍川许县人,做过太丘长。党锢起时,他自己进了狱,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后来遇赦出来,闭门不出。他死的时候,天下送葬的,有三万多人。

  荀爽,荀淑的儿子,隐在乡里注《易》,注了十几年。董卓后来强征他做司空,他三天之内从布衣升到三公,可那时候的汉家,已经没几天了。

  他们不喊。

  不喊的人,把经书往下传。传着传着,就传出了另一条路:郑玄在山东注遍群经,学生数千;卢植在涿郡教出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刘备。

  十六年,杀掉的是一批人的仕途;留下来的,是一批人的学问。学问不救当时,救后世。

  可当时的天下,已经在往下走。

  州郡的赋税一年比一年重。田租之外,有口赋、有更赋、有户调,还有各种临时的“调”。南宫着了火,要天下人出钱修;修完了,再修下一处。

  三公九卿的俸禄,常年发不出。有的郡守上任,第一件事是向属县借钱。

  流民从关东往关中走,从关中往汉中走。走不动的人,倒在路边。

  而这些,朝廷是知道的。奏章一份份送进宫,摆在案上,天子不看。

  天子在做什么?

  光和元年,他在西园里开了一间铺子。

  铺子里不卖布,不卖米。

  卖官。

  光和元年的西园里,开了一间铺子。天子坐在铺子后头,明码标价,卖的是官。

  郑玄在东莱注《礼》,卢植在涿郡教学生,蔡邕在洛阳写碑,刘洪在算《乾象历》,张仲景在南阳看伤寒。

  他们不问朝政了。

  不问,不等于忘。

  光和六年冬天,太学里的石经刚立完最后一排,冀州的方士,正在把一个叫“太平道”的东西,从一间草庐里,往三十六方推。

  那个人的名字,叫张角。

  张俭一人亡命,十几个家族被灭;李膺拷死北寺狱,范滂三十三岁就刑。士人的嘴被封住,于是把话写进了石经。

  《后汉书·张俭传》:“望门投止,破家相容。”《李膺传》:“膺等皆考死狱中。”《范滂传》:“其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杀一个人容易,杀掉一句话的意思很难。十六年党锢,杀出的不是屈服,是一代人的沉默;而沉默,往往比喊声传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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